以“變局”為主題的2025中國蘇州企業家峰會于4月22日至23日在蘇州舉行。基石資本董事長張維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和中美競爭的長期性使得中國企業迎來了技術創新與國產替代的“雙重機會之窗”。在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的趨勢下,自2018年起,基石資本的投資重心已轉向硬科技領域。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萬物互聯,這一趨勢為投資提供了明確方向。
張維強調,資本市場應成為經濟轉型的引擎。國內可以通過構建“耐心資本”與“大膽資本”,完善制度信用,鼓勵資本循環,助力經濟轉型與硬科技突破。
基石資本董事長 張維宋春雨/攝
中國制造業迎來“雙重機會之窗”
張維從兩個典型案例出發,用以闡述中國經濟的優勢所在。
一是2023年中國汽車出口量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2024年中國蟬聯冠軍,并拉大了與日本的差距。
二是2024年中國集成電路出口金額達到1595億美元,首次成為中國出口額最高的單一商品。中國聚力發展半導體僅幾年,就已取得顯著進展,盡管高端芯片仍依賴進口,但低端芯片領域已實現自主可控。
張維表示,一方面,這是中國制造業厚積薄發的結果。2024年年初,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國際經濟學教授Richard Baldwin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是世界唯一的制造業超級大國。他統計OECD TiVA數據庫的數據得出,2020年,按總產值計算,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占比高達35%,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6倍和德國的9倍,超過第二到九名的總和。
“大規模、低成本、快速響應能力是中國制造業的核心優勢,這種優勢是全球獨有的。”張維表示,以機器人為例,美國波士頓動力是行業先驅,但因成本高難以落地;而中國企業如宇樹科技,依托中國的制造業優勢,得以讓高端產品走進終端市場。
2025中國蘇州企業家峰會現場 宋春雨/攝
另一方面,這印證了張維幾年前的預言:中美競爭的長期性,將開啟技術創新與國產替代的雙重機會之窗。
這一預言是張維對于演化經濟學家卡洛塔?佩雷斯“雙重機會之窗”理論的改造。
張維表示,根據卡洛塔?佩雷斯的理論,從技術革命周期的視角,在技術革命的導入期會出現新技術的機會之窗,在技術革命的成熟期則會出現成熟技術的機會之窗,但在成熟的技術上后發國家不可能出現趕超的機會,因為其創新潛力已不足以匹敵先發優勢了。
張維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一些新興產業,如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車,中國與美國站在同一起跑線;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留給中國的短板,如高端半導體、工業軟件,以及第二次工業革命遺留的飛機發動機等問題,迫使中國必須通過“國產替代”來彌補這些不足。這種既要“補課”又要“并跑”的雙重任務,雖充滿挑戰,也帶來了寶貴的投資機遇。
張維指出,現實出現了超出卡洛塔?佩雷斯理論的情形,在全球化的年代,如其所述,“國產替代”的機會之窗確實是極小的,但中美對峙、科技封鎖改變了這一切,使得“技術創新”與“國產替代”的雙重機會之窗真正出現。
圍繞第四次工業革命厘清投資方向
張維說,從“技術創新”與“國產替代”兩條主線出發,基石資本重點布局了兩類產業,一類是新興制造業,另一類是硬科技企業。
所謂硬科技,主要是指那些與美國存在顯著技術代差的領域,如半導體、工業軟件。這些領域是中國在科技競爭中必須突破的關鍵點,也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隨著中美科技競爭加劇,中國在所有科技領域謀求自主可控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與硬科技相對,新興制造業的進入門檻相對較低,與國外相比,我國已經實現了同級別競爭的狀態,甚至已經處于領先位置,如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顯示屏等。“這些技術相對成熟,也因此更容易被解碼和復制。”張維表示,投資這些領域要謹防產能過剩。
還有一些領域同時滿足新興與硬科技的標準,它們與美國不存在代差,但仍處于基礎性技術攻關階段,如人工智能和機器人。
張維表示,當一項投資吻合科技進步趨勢和政策引導的雙重影響時,其估值亦將脫離傳統財務模型。
“我們重點關注科技進步和國家政策引導的領域。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萬物互聯,這一趨勢為投資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張維表示,“自2018年起,我們的投資重心逐漸轉向硬科技領域,涵蓋人工智能、半導體、自動駕駛、機器人等。這些領域的投資圖譜清晰且具有前瞻性。從過去3—5年的上市公司市盈率來看,資本市場對這些科技含量較高的企業也給予了較高的認可。”
業內普遍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爆發點將集中在智慧汽車、機器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鏈上。據張維介紹,基石資本已在這些領域投資了一批具有潛力的企業。同時,半導體作為中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短板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工具,也是基石資本的投資重點。除了新興制造業和硬科技,基石資本還在生命科學和大健康領域進行了布局。
讓資本市場真正成為經濟轉型的引擎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資本市場”——這是張維多次在公開場合談到的話題。在本屆峰會期間,張維表示,資本市場的核心是“制度信用”。要構建“耐心資本”與“大膽資本”,核心是需要延長基金期限、實行更包容上市政策,并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
“中國基金期限偏短。此前,基石資本發起設立連鎖藥房企業全億健康,并通過并購將其發展為銷售額全國前十的企業。基石資本如果想通過IPO退出,由于上市耗時、上市鎖定期都較長,減持規定也較嚴格,從成立企業到完全退出,基石資本大概要花近20年,所以我們不得不選擇了并購退出”。
對比美國,納斯達克的財富效應、激勵創新,允許企業家通過減持實現資本循環(如馬斯克減持400億美元投入新創業)。相比之下,國內對減持“嚴防死守”,本質上是忽視“激勵創新的核心是讓創業者有發財機會”的規律。
“注冊制的核心是市場化與法治化,是調動全社會的創業和投資熱情,進而改變全社會的融資結構”。
張維表示,2014—2023年,美國88%的技術和生命科學企業(技術行業僅包括互聯網、電信及相關行業)IPO時虧損,相比之下,國內企業IPO時虧損的僅數十家。另外,A股退市相對較少,近十年年均退市率約為0.5%,導致大量平庸企業“奇貨可居”,市值結構失衡。
張維認為,資本市場的“非理性繁榮”是創新的催化劑。美國納斯達克泡沫催生了互聯網革命,中國科創板應學習其“包容虧損、鼓勵退出”的機制,讓資本形成“投資—退出—再投資”的良性循環。當前A股換手率已顯示市場活躍度,且許多千億市值企業依然享有數百倍PE。
“資本市場的本質不是‘審批篩選贏家’,而是構建‘法治+市場’的制度信用,讓企業家相信承擔創新風險能帶來回報,讓資本相信長期投資有退出通道。”張維表示,資本市場需要的不是政府包辦,而是“市場為基”“法治為綱”的企業家社會。唯有如此,才能在中美競爭中讓“硬科技”突破代差,讓資本市場真正成為經濟轉型的引擎。
校對:王蔚